反复为商鞅翻案,谢作诗是不是疯了?
前几天,谢作诗为商鞅辩护的视频被封禁了。我写过一篇文章批评他:谢作诗为“秦制”翻案:大学开除你,一点都不冤!
他近日再度为商鞅辩护,试图洗白这位法家代表人物的形象。
他声称,所谓商鞅主张“贫民”的说法纯属“子虚乌有栽赃”,并引用《商君书》中的几句话作为证据。
然而,谢作诗的解读不仅断章取义,还严重背离了《商君书》的原文含义和商鞅思想的本质。
我们来深入剖析《商君书》的原文,结合历史背景,逐一驳斥谢作诗的谬论,证明其辩护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臆想。这实在符合他“不学无术”的形象。
一场拙劣的文字游戏
谢作诗的辩护主要围绕以下几点展开:
引述开篇:他引用《商君书》所谓“开篇”的话:“法者,所以爱民也;苟可以利民,不循其礼。”认为商鞅主张法律是为了“爱护老百姓”,若对人民有利,就不必拘泥于旧礼制。
第二篇论据:他提到“则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”,意指如果官员无法徇私舞弊,对人民就有利,暗示商鞅关心民生。
第五篇关键句:他声称商鞅在第五篇中说“民贫,则国弱”,以此论证商鞅不可能主张让人民贫困,因为贫困会导致国家衰弱。
历史推断:他进一步提出,秦孝公追求富国强兵,若商鞅主张“贫民”,秦孝公不会重用他;并称历史上只有吃不饱、穿不暖的百姓才会造反,商鞅不会愚蠢到建议让人民贫困。
乍一看,谢作诗的引文和逻辑似乎言之成理。然而,只要翻开《商君书》的原文,再结合上下文一看,他的论点便漏洞百出,暴露出这只不过是一场拙劣的文字游戏。
谢作诗分明是在欺负他的听众、读者没文化。
商鞅的冷酷面目
为了揭穿谢作诗的曲解,我们必须回到《商君书》的原文,逐一核查他的引述,并还原商鞅思想的真实面貌。
1. “法者,所以爱民也”:爱的是国家,不是人民
谢作诗引用的“法者,所以爱民也;苟可以利民,不循其礼”并非《商君书》的开篇,而是出自《更法篇》。
原文为:“法者,所以爱民也;礼者,所以便事也。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,不法其故;苟可以利民,不循其礼。”
表面上看,这句话似乎表达了对人民的关怀,但细究上下文,其含义与谢作诗的解读大相径庭。
在《更法篇》中,商鞅讨论的是如何通过变法增强国家实力。他所谓的“爱民”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改善人民福祉,而是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的工具性“爱”。
在《农战篇》中,商鞅明确写道:“国之所以兴者,农战也。”他主张通过严苛的法律,强制人民专注于农业和军事,摒弃商业、手工业等“末业”。
这种“爱民”实际上是将人民当作国家的工具,剥夺他们的自由,迫使他们为国家的强大服务。
例如,《农战篇》进一步指出:“民之所欲,利也;民之所恶,害也。圣人设法以去民之所恶,而使民趋于利。”
这里的“利”并非人民个人的财富或幸福,而是国家通过农业和战争获得的集体利益。谢作诗将“爱民”浪漫化,完全无视商鞅冷酷的功利主义本质。
2. “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”:反腐不等于利民
谢作诗提到的“则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”出自《靳令篇》,原文为:“法令者,民之命也,为治之本也,所以备民也。”
这一段强调法令是治理的根本,旨在防止官员腐败,维护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。
诚然,遏制官员贪腐在一定程度上对人民有益,但这与商鞅是否主张“贫民”毫无关联。
商鞅的反腐措施是为了确保国家的资源不被官员私吞,而是集中用于富国强兵。
他的法律体系以严酷著称,例如《赏刑篇》规定,任何违反法令的行为都将受到严厉惩罚,连坐制度让人民互相监督,稍有不慎便可能家破人亡。
这种高压统治并非为了“利民”,而是为了“弱民”,让人民在恐惧中服从国家意志。谢作诗将反腐与民生福祉混为一谈,实属偷换概念。
3. “民贫则国弱”:谢作诗的片面解读
谢作诗声称商鞅在《商君书》中说“民贫则国弱”,并以此为商鞅辩护,认为商鞅不可能主张让人民贫困。然而,他对这一句的引用存在严重偏差。
《商君书》中的原文为:“民贫,则国弱;富,则淫。淫则有虱,有虱则弱。”这表明商鞅认为人民的极端贫困和过度富裕都会导致国家衰弱。
因此,商鞅主张通过国家干预来调节贫富,避免这两种极端。看到没有,谢作诗不厚道在什么地方?只拿其中5个字来忽悠大家,当大家是傻逼!?
在《商君书》中,商鞅明确提出:“故贫者益之以刑,则富;富者损之以赏,则贫。治国之举,贵令贫者富,富者贫。”
这意味着通过刑罚使穷人致富,通过赏赐使富人变穷,目的是维持社会经济的平衡,防止任何群体过于贫穷或富裕,从而威胁国家稳定。
谢作诗仅关注“民贫则国弱”,却忽略了商鞅同样反对人民过度富裕的观点,误解了商鞅的真实意图。
商鞅的这一思想并非关心人民的个人福祉,而是以国家强盛为终极目标。他通过强制手段调控财富,服务于国家的长期霸业,而非提升人民的整体生活水平。
谢作诗的片面引用掩盖了商鞅操控贫富的真实目的。
商鞅的“弱民”哲学:冷酷的真相
商鞅的法家思想以“强国”为终极目标,而“弱民”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核心手段。《商君书》反复强调,人民的自由、财富和思想是国家潜在的威胁,必须加以压制。
以下是“弱民”政策的具体体现:
经济压制:在《农战篇》和《算地篇》中,商鞅主张“重农抑商”,通过高额赋税和严苛法律,限制商业活动,确保人民只能从事农业,财富受国家控制。例如,他写道:“商则民诈,工则民巧,皆非国之利也。”
思想愚化:在《去强篇》中,商鞅提出“禁诗书、废礼乐”,禁止文化教育,统一人民思想,防止他们产生独立意识。
社会控制:在《赏刑篇》中,他推行连坐制度,规定一家犯法,全族受罚,迫使人民互相监视,形成严密的控制网。
这些政策的目的并非让人民“吃饱穿暖”,而是让他们保持贫困、顺从,成为国家的劳动力与兵源。
谢作诗无视这些核心内容,片面引用几句貌似“利民”的话,试图粉饰商鞅的冷酷面目,实属荒唐。
历史见证:秦国的暴政与覆灭
谢作诗辩称,如果商鞅主张“贫民”,秦孝公不会重用他,因为秦孝公追求富国强兵。然而,这一推断忽略了战国时期的历史背景。
秦孝公的目标是增强秦国实力,与人民福祉并无直接关系。商鞅的变法通过严刑峻法和高强度剥削,短期内确实让秦国崛起,但这种“强”是以人民为代价换来的。
历史记录显示,商鞅变法后的秦国施行重税、徭役和酷刑,人民生活困苦不堪。
《史记·秦本纪》记载,秦国“法令繁多,刑罚苛酷”,百姓稍有不慎便被处死或流放。秦统一六国后,秦始皇延续商鞅政策,修长城、筑阿房宫,征发民力无数,最终导致民怨沸腾。
《史记·陈涉世家》写道:“天下苦秦久矣。”陈胜吴广起义迅速推翻秦朝,证明商鞅的“弱民”政策虽能短期压迫人民,却无法长久维持。
谢作诗声称“吃饱穿暖的百姓不会造反”,却无视秦朝暴政下人民的绝望。商鞅的体系并非让人民“吃饱穿暖”,而是通过恐惧和控制榨取他们的劳动。秦朝仅存15年便覆灭,正是商鞅政策恶果的铁证。
谢作诗的逻辑漏洞与无知
谢作诗的辩护充满逻辑漏洞和历史无知:
误解“利民”:他将商鞅的“利民”解读为现代意义上的民生改善,实则商鞅的“利”是指国家利益,人民只是工具。
忽视高压统治:他认为“贫民”会导致造反,因此商鞅不会主张贫困,却忘了商鞅的严刑峻法和连坐制度足以镇压任何反抗。
曲解秦孝公意图:他假设秦孝公关心人民福祉,但战国君主更在乎国家强盛,人民苦难往往被视为次要问题。
谢作诗还嘲讽批评商鞅的人是“四体不勤、五谷不分”的知识分子“意淫”,殊不知他自己的解读才是脱离文本和历史的空想。
从经济学视角看商鞅的罪责
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角度看,商鞅的政策是对个人自由和市场秩序的彻底摧毁。哈耶克在《通往奴役之路》中指出,中央集权和高压统治可能短期提高效率,却必然导致长期灾难。
商鞅的“重农抑商”扼杀了贸易和创新,“弱民”政策剥夺了个人选择权,最终让秦国成为一座没有活力的机器。秦朝的短命正是这一模式的注定结局。
谢作诗身为经济学家,却为这种反自由、反市场的思想辩护,令人费解。他的言论不仅是对历史的曲解,也是对经济学原则的背叛。
这充分反映出谢作诗治学不严谨,完全不配做一个学术大师。可以看出,聂圣哲、马方之流对他的吹捧,完全是无脑瞎吹。
结语:商鞅的真相不容粉饰
谢作诗试图通过几句断章取义的引文,为商鞅洗白“贫民”的罪名,但《商君书》的原文和历史事实无情地戳穿了他的谎言。
商鞅的法家思想以“弱民”为基石,通过经济压制、思想愚化和社会控制,确保人民为国家牺牲一切。他的“爱民”不过是冷酷的国家主义伪装,其政策的效果正是让人民贫困不堪。
秦朝的暴政与速亡是商鞅思想的最终判决。谢作诗的辩护不仅站不住脚,还暴露了他对文本和历史的无知。
商鞅的真相比他想象的更残酷,而他的粉饰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幻想。面对《商君书》的铁证和历史的血泪,谢作诗的辩解显得苍白无力,贻笑大方。
谢作诗闹下这些笑话,已充分证明了他的学术水平有多糟糕!完全是徒增笑料!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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